一个民主法治不断进步的时代，必定是一个权利高扬的时代。权利只有得到维护，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义与价值。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《为权利而斗争》中指出，权利只有在持续不断地与否认、侵害权利的力量进行斗争中才彰显其存在，为权利而斗争是每个人的神圣义务。

      观察中国当下之情形，在社会变革的猛烈冲击下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中，公民的权利意识快速地觉醒并茁壮地生长着。然而，在这一进程中，一系列非理性维权事件却给世人敲响了警钟。为了证明自己身患尘肺职业病，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不惜“开胸验肺”;在上海打工的孙中界为证明自己不是“黑车”司机，一怒之下自断手指以示清白;成都市民唐福珍因抵制房屋拆迁而自焚身亡;宁夏农民工王斌余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，还遭到打骂，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，连杀4人，重伤1人。类似的例子，太多太多!

一桩桩带有悲剧色彩的维权案件，牵涉对象无一不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。这些“小人物”的命运最终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，无一不是由于舆论的介入，或者推动了问题的解决，或者引发了全社会的深思。不过，如果将目光投向这些“小人物”因维权而付出的昂贵代价，难免让人感到苦涩和悲壮：他们有的已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，有的以自残等极端的方式，让身体永远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和疤痕。

      维护权利的最好方式，是每一个人都能点点滴滴、持之以恒地对个人权利反复坚持。作为一个受害者，谁都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，但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是不可取的，尤其不应该用暴力来反对不公正，不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自己也因此付出了极大代价。

      生命或已逝，权利何所归?一件件非理性维权的悲剧告诉我们，无论是个体性的暴力还是群体性的激烈行为，都早已被证明不是最好的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方式，只有合法的、和平的理性维权行为，才更容易得到更多的人理解、支持和响应，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更有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。

      当然，面对诸多的非理性维权导致的悲剧，有关政府部门必须深刻反思。事实告诉我们：在一些地方，理性维权已成为弱势群体享受不起的“奢侈行为”，因此，理性维权，不仅是公民所要学习的，相关部门更要为其创造好的条件。

      公民理性维权的成本必须降低。毋庸讳言，当前过高的时间成本、经济成本、法律成本让许多维权者在依法维权的道路上望而却步。以工伤维权为例，有专家计算过，将所有的程序走一遍大概需要3年9个月左右，大多数受伤农民工无法及时得到赔偿，而且很多农民工因为自身法律知识欠缺，导致法律维权难上加难。再比如民工讨薪，要经过多道程序，时间长还未必有效，因此，一些农民工干脆放弃通过正常渠道讨薪，而采取跳桥、跳楼、绑架等极端手段来讨公道。当维权的成本超过了维权者可承受的能力时，一些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自我救济的表达就在所难免。因此如何简化程序，降低维权门槛，降低维权成本，是政府部门当下必须要做的事情。